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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利奥平台
                                                      发稿时间:2020-08-11 13:00:10

                                                      科学家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研究过程中,发展了相当程度的自我反省精神。库恩的研究典范主题(Paradigm)理论,从科学发展史的研究指陈一代又ー代的科学研究经常受当时一些主题的约束。在主题转变时,科学研究的思考方式甚至表达思维的语言,也跟着转变了。同时,主题的转变,又同社会与文化环境有其相应的关系。于是,科学的研究其实不是充分自主的。

                                                      人文与科学之间的樊篱必须拆除

                                                      相对地说,人文与社会研究的园地内,人文与科学两个文化之间樊篱必须拆除。我们必须设法懂得科学文化的内情,才能使这个已在主宰我们生活的巨大力量不再为我们制造不可知的灾害。将来的世界,文化既是多元,而文化体系与社会体系中的诸部分又会有更多的互依与纠缠。人类既生活内容丰富,个人却又不免有无可奈何的无力感。每个人都在蒙受科技文明发展的影响,人人不能再自外于科技文明,不能不寻求对科技文明的了解。

                                                      据此前报道,贝鲁特爆炸是由港口不当存放多年的大量硝酸铵导致。路透社表示,黎巴嫩政府在事发几周前就已经得知了这些物质的存在,而且了解爆炸隐患。目前,这场爆炸已经导致至少220人死亡,超7000人受伤,约30万人流离失所。此外,很多黎巴嫩民众在爆炸后走上街头抗议,并与警方发生冲突。迫于压力,总理迪亚卜在10日宣布,黎巴嫩政府集体辞职。(海外网 赵健行)半个世纪前,C.P.斯诺《两种文化》( The Two Cultures)一书,指出人文学科与科学之间本来有相当不同的本质,而且彼此逐渐疏远,已有无法沟通之势。五十年后,我们回头重新审视,却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毕竟不是如此深刻。

                                                      另一方面,科学家也正在从人文的角度,尝试说明数理科学的内容。杨振宁先生在去年发表一篇专论《美与物理学》(《廿一世纪》,1997年4月号),他比较两位物理学家狄拉克(P. Dirac)与海森堡的研究风格,将前者的简洁清晰比作“秋水文章不染尘”,而且借用唐代高适的诗句“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中“出”与“性灵”来形容狄拉克直指奥秘的灵感。杨先生的文章甚似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借喻的手法,真是将文学的欣赏引进了科学。杨先生又指出,狄拉克的灵感来自他对于数学美的直觉欣赏,海森堡的灵感则来自他对实验结果与唯象理论的认识。他更指出数学与物理的关系是在茎处重叠的两片叶片。重叠的地方同时是二者之根,二者之源。最后,杨先生将物理学的浓缩性与包罗万象的特色,借用诗人布菜克(W.Bake)的诗句(陈之藩先生译句):

                                                      “陕西交通广播”微信公号 图

                                                      海外网8月11日电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爆炸后,黎方以及来自各国的援助队伍仍在现场进行清理工作。来自法国的工作人员称,他们在港口还发现了至少20个装有危险物质的集装箱,有的还因为爆炸受损,出现了泄漏的情况。

                                                      这一比喻,其实是佛教须弥芥子、永恒刹那的翻版。杨先生对于物理学的欣赏,已由数学进入哲学。我们也未尝不能由此延伸,将数学与哲学也比喻为相叠的叶片,有其同根同源之处。人文与科学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两者都是人类心智中分离而又叠合的两个园地。

                                                      到真正不误的考察?最近混沌理论( Chaos Theory)指陈了分形之无限,则无限之中我们又如何能够以有限的管窥推衍无限的意义?在信息科学渐渐发达的工程中,科学家尝试建立人工智能,而迷糊逻辑( Fuzzy Logic)的出现则指陈了人类思维中并不理性的部分。

                                                      同样的反省,也见于社会学科的园地。最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及人文学科,包括哲学与史学,深受韦伯(Max Weber)、马克思(Karl Marx)及涂尔干(Emile Durkheim)诸人的影响。这些人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不同的理论;然而他们的共通之处,则是指陈了人类对于自身及人类社会的了解与阐释,往往受了各自文化背景与社会地位的影响。例如:韦伯认为,人的经济行为受其宗教理念的制约:马克思认为人类的思想及其行为,受其社会地位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制约。此观念削弱了欧洲文化启蒙时代对于“理性”的信念。理性不再是绝对的,则相对的理性又如何能是万世永恒?